《天下邵商》（一）天下邵商

（本文作者：杨慧）

北障雪峰之险，南屏五岭之秀，资水横贯，邵水交汇，盆地珠连，丘陵起伏，是谓宝庆府。

在这片山与水交融的土地上孕育了这样一批人。高山赋其刚，流水予其活。地处潇湘腹地，叠岭滩峻锻成了他们的铁骨与铁胆，急流激浪砺就了他们的铁血与铁心。他们扎根红土，但放眼天下；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民风彪悍，于是敢想敢拼；野蛮生长，但有勇有谋……

这里就是有着25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邵阳，正是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宝古佬”①,也孕育了一方独具地域特色和魅力的文化—“宝庆蛮”精神。

“宝古佬”的铁骨铮铮、“宝古佬”的敢闯敢拼、“宝古佬”的机敏聪慧、“宝古佬”的倔强悍烈，一直都在邵阳人的血脉和灵魂里流淌。

晚清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家魏源，民国时期再造共和的名将蔡锷、五四运动中点燃“赵家楼之火”的匡互生等一大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都诞生在这里。

商界也不例外。有个说法叫“天下湘商半在邵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邵商仍是一个活跃且有几分神秘感的群体。生长在潇湘腹地，不改霸蛮底色的“宝古佬”，作为一支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迅速崛起，从“地摊经济”起步，逐渐在全国形成庞大的“游商部落”，用脚步丈量南北；到如今，十万大军闯东盟，百万邵商遍全球，其从商人数之多、分布之广、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影响范围之大，跨越山海，名动天下。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邵商；哪里有邵商，哪里就有新的市场！

雪峰巍峨，资水汤汤。一代代邵商耕耘四海，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彰显“重信重义、敢拼敢闯、开明开放、爱国爱乡”的邵商精神。这种精神，是“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朴素品质，是“尚信重义、尚气喜直”的生意经，抑或是“亲帮亲、邻助邻、你带我、我扶你”的草莽情怀，更是“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思想结出的硕果，从商道智慧的微观切面，让人深切感知湘中大地上创业血肉所散发出的真实温度。

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新态势下，有“天生市场派”之称的邵商，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搏击商海、乘风破浪、勇立潮头，承载先贤发展的荣光，闯出敢为人先的新路，书写创新创业的传奇，开启着现代化新邵阳的精彩篇章……

一

“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巍峨雪峰，横跨湘中，群峰耸峙，云雾缭绕，古称“梅山”，终年积雪。

“出峡谷，入资江，无限风光放眼看”，千里资江，由南向北，穿崖走滩，浩浩荡荡，与湘、沅、澧齐聚洞庭。

雪峰奇崛，7800年前的高庙文化，在此绽放出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一缕曙光；资水深流，5000年前的梅山文化，在此抹上中华远古文明和湖湘文化交融的祖源底色。

资江上游，越城岭和雪峰山之间，此处便是邵阳，古称宝庆。

赧水发源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北青山，夫夷水发源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两水于邵阳县双江口汇合称资江。两江合二汇一处，形成神奇壮美的“丫”字。

这里，是一方天造地设的绿洲。洲上古树参天，芳草遍地；洲外双江合璧，船帆往来；两岸群山起伏，炊烟袅袅。新石器时期古越人便劳作、生产、生活在这片绿洲之上。

上古先人逐水草而居，伴河流而作。城步西园上朝园、武冈邓元泰上头园、隆回高平小坳、邵东牛马司天子坪、邵阳县塘田市水西等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沿着资江流域，如星罗棋布，勾勒出先民们筚路蓝缕开拓山林旷野的进程。他们开始将自己所生产的物品，如石斧、刮削器、石矛、石镞；黑陶、黑泥红陶、夹砂白陶；壶、鼎、豆、大口缸等器物，用于交换，赚取生活物资。这种原始的手工器物的生产和交换，或许就是邵阳工商业的最早起源。

“哎—嗨—哟，嗨哟，哎—哎嗬，嗨—嗬，哎哎，嗨嗬！”一声声劳动号子响彻资江岸畔，高亢、悠远、绵长……

邵阳东南、西南、西北三面环山，南岭山脉最西端之越城岭绵亘南境，雪峰山脉耸峙西、北，中、东部为衡邵丘陵盆地，顺势向中、东部倾斜，呈向东北敞口的筲箕形。上古时期，邵阳或宝庆通往外界的“道路”，主要是资江。

两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高庙文化沿着雪峰山脉和资江向北传播，中原商文化向岭南传播，也是由湘江转邵东、新邵，以邵阳境内的资江为交通要道。商王朝需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获得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锡矿资源，商人们进入岭南从南海获取赏赐和占卜所需的海贝、珍珠和龟甲。这些物资通过资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资江”的得名，意味着它是一条重要的商运航道。“资”字最早见于楚系文字，从“贝”次声。资，货也。货者，化也。资者，积也。邵阳位居资江上游，地处资江与邵水交汇处，水运便利，地形开阔，自上古时期起，邵阳便是东亚大陆的文明中枢和南北商品流通管道，奠定了邵阳在中国历史上既稳定又充满活力的开放性自然经济生态和人文地理格局。

相传西周时，周召公南巡至邵阳境内，在东郊的甘棠树下聚集百姓，宣布周朝政令，教化安抚当时属于南蛮之地的少数民族，标志着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开始融合，是邵阳融入华夏政治体系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白善在今邵阳市区西部垒土筑城，称白公城，属楚地。邵阳不仅有了城建史，还完全融入华夏，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言楚“其民多贾”。《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楚人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国对商贾文化的重视，对商贾社会地位的尊重。春秋末期井田制被废除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桑麻兴起，盐铁、水利、纺织等工业亦随之而发达。工业一展开，商业也就跟随开始，运输业随之而兴旺起来。身处楚国腹地，白公城内开市兴商，境内居民沿江而贾，肩挑背驮做买卖。

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邵阳属长沙郡及黔中郡。这片山环水复之地，最早有行政区划，始于西汉初年，长沙国的昭陵县设在此处。东汉末，属零陵郡。两汉时期置夫夷、都梁、昭阳三个侯国管领。此时，资、邵二水汇集之处渐成集市，中原农业生产技术陆续传入，境内已有冶炼铜、铁，烧制陶器、砖瓦等产业，邵阳成为中原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门户。

邵阳虽属丘陵地带，但四通八达，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大小数次人口迁移融合，以及一系列政治举措，邵阳从一个南疆小镇变成了湘中重镇。境内晋代产茶，南北朝人工栽培油桐、乌桕，并利用其果实榨油。手工业、商业逐渐繁荣。

今天邵阳人念念不忘的“宝庆”一名，最早面世，其实晚于“邵阳”。隋统一中国后，将“邵陵”改为“邵阳”。唐朝在邵阳县的基础上设了“邵州”，和邵阳县同城而治。隋末，本地开始手工造纸；唐代贡麻，五代十国种橘，还出现了淘金、采银的工场。

邵阳改叫宝庆，是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的事。南宋理宗赵昀为太子时，曾被封为邵州防御使。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昀登基，次年改元宝庆。“宝”意味着宝贵、珍贵，而“庆”表示庆祝和喜庆，这两个字寄予了新帝王对这个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期望与祝愿。他认为，邵州是自己的风水宝地，是谓“龙潜之地”，于是把自己的年号赐给了邵州，并破格升为宝庆府，宝庆之名开始流传天下。

如今，邵阳风景秀丽的资江南路上矗立着一座“宝庆元宝”的城市雕塑。当年，宋理宗下令铸造年号纪年钱币，铸造了铁质的“宝庆元宝”币。于是，这枚小小的钱币，承载着帝王的期冀，充当着交换和交易的媒介，既见证了商贾们的来往忙碌，聆听过市井的欢声笑语，也见证了这片“潜龙之地”的兴衰荣辱。

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主政邵阳时兴州学、振人文，筑池赏莲，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其身体力行的君子风范，倡导的君子学说，给邵阳留下了开明开放、尚德尚学、克勤克俭、正直正派的君子精神，对邵阳商业及城市精神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刻影响。

秉承“理学开山宗师”的遗风与君子精神，邵阳的人文、经济在宋代之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宝庆府的设立，邵阳也逐步成为湘中区域、资江中上游流域的核心城市。随着核心城市与商业中心的形成，“邵商”这个称呼便在宝庆人文与商业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浮出水面，始于唐宋，成于明清。

南宋时期，境内造纸业、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明代，采煤、印染、刺绣等行业兴起，造纸技术进一步发展，龙山、滩头、六都寨、山门等地始用嫩楠竹造纸，经营雕版书业的经纶堂、经国堂、经元堂、经文堂相继于隆庆、万历年间在宝庆城开业，崇祯年间，地产毛笔应市。清代，邵阳境内有3000多户从事手工造纸，宝庆已成为湖南三大土纸产区（宝庆、浏阳、衡阳）和四大书城（长沙、宝庆、永州、茶陵）之一，所产五色纸被列为朝廷贡品。雕版印书坊发展至20多家，从业者逾2000人。毛笔、块墨作坊亦在宝庆府城、武冈州城开始兴盛。一时间，商铺云集，商品集散，繁荣程度甚至不亚于省城。

“叮当……叮当……”古道上悠扬清脆的马铃声飘荡千余年。

除了水运，陆路也是邵阳另外一条重要的商业生命线。自春秋时楚国“南平百越”，调兵入零陵，开辟境内南路营道后，东汉设置资阳驿，境内形成“通零（零陵）昭（昭陵）”之驿道。至唐、宋、元际，以州、府治为中心，向东西南北辐射的驿道干线已沟通。宝庆府城四周，形成了“东路下湖广、西路上云贵、南路出广西、北路通益阳”四条主大道之格局。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因向西南用兵的需要，又开拓府城经武冈州治、城步枫门岭至绥宁、靖州达贵州开泰（今锦屏）的省际干线驿道，人称“湘黔古道”“宝靖通衢”。

湘黔古道“上控云贵，下制长衡”，一直延伸至印、孟、缅、泰各国，清代时称“烟银特道”，被誉为中国“南方丝绸之路”。

“方盘端茶么情意深，谷雨新茶么迎亲人，远方贵客你宽心坐，喝杯浓茶么暖暖心。”在洞口县罗溪瑶族乡宝瑶村，如有贵客到来，当地人会亲自用柴火烹煮一壶熬茶给客人品尝。

浓如炉门灰的茶汁，乌黑发亮的托盘，约两平方米的灶膛，熊熊燃烧的柴火，精心熬制的罗溪熬茶香飘满农家小屋……

这个位于雪峰山腹地的瑶族村寨，就地处湘黔古道上，至今保留着煮熬茶迎贵客的独特习俗。历史上，湘黔古道使得宝瑶古驿站一度繁华，落脚的客商喝熬茶解乏，此举渐成习俗，流传千年，现已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见证了昔日湘黔古道上商业往来的繁荣。

回望寂静山谷，仿佛响起渐渐远逝的马蹄声，晚风中一曲“茶叶曲曲盈香意，马蹄声声古道鸣”久久回荡。茶香不仅氤氲在古道之上，也漂洋过海。

湖南是中国古代茶叶之路的起点之一。邵阳境内产茶，始于西晋，历经数代，品类繁多。桂丁茶、古楼茶、苔子茶、侗茶、罗洪野茶、云山野茶、万丰野茶、庙湾野茶……人们采集起来加工成散茶、茶饼或茶果，自饮有余而后出售。自唐代实行茶税制后，还须缴纳税茶。境内税茶、商茶多被运往西北，与边境少数民族“以茶易马”，辗转出口。马蹄声响在一条漫长的古道上：湖南—湖北—陕西—甘肃—新疆—西藏—国外，茶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西域、俄罗斯等地。

由宋及元，邵阳、武冈已成境内茶叶主要产区，每年采摘春茶、夏茶、秋茶，加工成青茶（绿毛茶）。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千丘田峒（今属洞口县鼓楼乡）所产茶叶，缴纳24斤进贡朝廷。入清以后，白云岩（今属新邵县）桂丁茶被列为贡茶。康熙二年(1663年），武冈云山芽茶亦定为贡茶。

清代，湖南茶叶从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南洋，远赴英伦。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商人来湖南采购茶叶，传入红茶制作技术，境内开始加工红茶。不久，西北茶商、江西茶商亦入邵阳收购、示范，促使境内始制红毛茶供精制出口红茶作原料。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功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湖红”上市，漂洋过海，风行英伦。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及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要，邵阳境内还相继开辟一批营道、盐道、烟道等专用道路。至明末清初，境内形成以水运为主体，连通各州、县及邻近府、州的驿道成系统网络，驿、铺、桥、渡、亭与之配套的古代交通格局。

白帆点点，马蹄声声，资江水路与古道陆路连接了邵阳与外界的商贾、商品和市场，促进了资源和商业信息的交流。

前赴后继，集群而下，邵商在古代传统农耕文明的发展中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也打开了邵阳通往外界的通路，从商的眼界与智慧更加丰饶，在维系生存、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造就了“铁血、铁骨、铁胆、铁心”的性格特点，也在历史的烟云中见证了千年前的商贸盛景，用商道驼铃奏响了东西方商业文明交汇的前奏。

二

哦嗬喂—

资江水上一百零八滩哪，

“船拐子”过滩像过鬼门关哪。

闯过去的算你狠啰，死在滩上嗷—

是条好汉哪！

这就是传唱数百年的资江劳动号子“过滩谣”！唱出许多蛮气，也唱出来不少硬邦邦的人物，更唱出来一种梅山腹地的人文精神：坚忍不拔、霸蛮拼命，却又像躲避暗礁旋涡那样灵泛，处险不惊，矢志不移！

一路走来，资江千姿百态，婉约着、洒脱着、奔腾着、激荡着，负洗涤之劳，托航运之重，肩灌溉之责，担泄洪之任……蜿蜒1300余里，百折不回，浩浩荡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最终达洞庭，出长江，入东海。

邵阳虽资源丰富，却有“七分山地两分田，一分水路和庄园”之短板，耕地面积少，如果依靠单一的农牧业来维持生存，难以为继。

如是，经商自然成为不二之选。19世纪属于水运时代、20世纪属于海运时代。1939年，衡宝公路通车前，资江是邵阳水运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作为邵阳独特的、最具标志性的经济命脉，密集分布的码头、港埠、货号，助推了晚清境内手工业和农业以及贸易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夕，宝庆府内生产的土纸、雕版印书、土布等手工业品，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黄花、茶叶等土特产品，以及木材、生漆、桐油等林产品在城区集散，沿资江大量外运，销往省内外。琳琅满目的货物、熙熙攘攘的集市，使这里成为湘西南农林副土特产、手工艺品的集散地。

在邵东市杨桥镇清水村，蒸水河畔，道光三年(1823年），一座背靠凤凰山的申家宅院落地建成。

青砖青瓦青石板，古香古色俏江南。108间正房，这个家族的富庶不言自明。

庭院主人申承述是湘中第一大米商。申氏米业积极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种田技术，开渠引水，合理利用闲散荒芜的农田，联络青壮年劳力，免费提供农资农具，帮助其自食其力，并在那个年代开创性地推出了农商合作机制，以商补农，以农助商，联产联收，使当时周边的几个大村子，都变成了申氏米业的固定粮仓，既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自己的家族生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富甲一方，申承述依然粗茶淡饭，布衣布鞋，又善于经营、团结宗亲、善待乡邻、乐善好施。在家乡修桥筑路，怜贫恤孤，宝庆府募捐修筑东瓜桥，申承述以一人之力，承担了将近一半的费资。

荫家堂之于邵商，如同乔家大院之于晋商，是邵商共有的文化载体和精神家园。荫家堂的种种传说，被赋予“抱团取暖”“喜舍乐施”“创新创业”—这或许是一代代邵商的心照不宣；或许是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时光荏苒，邵商的财富或许有变数，但荫家堂所承载的邵商精神，一直都是坚定不变的。

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宝庆府城成为纸、皮、煤、铁四大产品集散市场。大条钢的交易流通，黄花菜、晒烟、干辣椒等农产品外销亦是大宗，通过资江运销省内外。随着长沙、岳州的开埠，外来商品日渐增多，既有洋布、绸缎、钟表、书画，也有瓷器、海味、糖盐。盐业实行官督商运，宝庆府城中有盐商20余家，年销盐2.5万吨。邵东“五金之乡”源远流长，产业起步早，晚清时期邵阳县东乡仙槎桥一带年产销近100万把菜刀、剪刀、剃刀，行销全国，享有宝庆“三刀”之称。清宣统年间，富商左秉刚始建商务局，商业行帮堂会兴盛。宝庆城内，粮食、绸布、国药、生皮、熟皮、南货、盐业、山货、杂货、烟酒等20多个行业工商户2000余家，商贸市场欣欣向荣。

清嘉庆年间，宝庆府辖新化、邵阳和武冈三县，盛产杉木、煤炭、土纸和笋子等。而汉口乃九省通衢之地，水陆交通发达，是理想的商品流通市场。于是一些宝庆人以杉木造毛板船，然后载上一船煤炭、竹子、纸张、茶叶等土特产顺资水而上至益阳、汉口等地。

从汉口返宝庆乃逆水，行舟着实吃力，所以运输船只用一次，不择木料，就用当地油松木，船面粗糙，只用方头马钉钉拢，也不刷桐油，到了汉口，连货带船一起卖掉，这就是独具特色的毛板船经济，这种独特的水运方式持续了百余年，被喻为世界航运史上的湘商传奇。

由于跑汉口的船只用一次，船上的船老板或船工多留汉口置业定居。在汉口注江口—集家嘴附近盖房或搭棚居住，还修建了五层楼的同乡会馆—宝庆会馆，更是在九省通衢的汉口闯出了赫赫有名属于宝庆人专用的宝庆码头，而武汉曾经最繁华且闻名全国的汉正街就连着这个码头。

“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就这样，一艘艘毛板船，便荡开了“宝古佬”们的商贾之路。

邵商以“敢为人先”之精神，从逼仄的山水间闯荡出来在全国各地建会馆、修码头、开商埠……

1723年，洪江的宝庆商人建立会馆—太平宫。当时洪江人口的四分之一为宝庆人，以会武功、重情义、讲信誉名噪洪江，宝庆会馆是洪江十大会馆中最为气势恢宏、气宇轩昂的。邵阳人杨云卿兴建的杨义斋木号，历经120多年的风雨，与油号一起成为支撑洪江商业的财富之源，成就了宝庆商贾的洪江传奇。

1794年，在当时最繁华、最具京味的北京前门草厂条胡同区，“宝庆五邑会馆”成为宝庆生意人、进京赶考的宝庆考生及家乡人在北京的落脚地。八方辐辏，商贾云集，同乡聚首以缓思乡之苦，生意结盟以求抱团取暖。大门处对联“惟善为宝，则笃其庆”，内化为邵商的处世哲学，商道即人道，行商之人须诚信、宽厚、与人为善。

芷江的宝庆会馆“五福宫”，一副门联“淑气西延芳搴沅浦，故园东望春满资江”，尽展宝庆商人四海为家的宽阔胸怀……

一批批宝庆商贾们劈波斩浪，出洞庭，闹汉口，下南京，抵京沪，再漂洋过海，把“宝古佬”的精神发扬光大，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宝庆府，让宝庆府里的人身在府中，也能够触摸到世界的脉动。

1843年，浙江定海，清朝将领裕谦幕府里一位49岁的中年男子，编撰了一部100卷逾80万字的《海国图志》，向国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代表。他的名字叫魏源，他来自宝庆府，用“敢为人先”的远见卓识，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宝庆大地的后继者们贴上了新的文化标签，注入了新的行动伟力。

在“睁眼看世界”的召唤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代代商贾走出了引以为傲的商业文明，也走出了数十名“王侯将相”。

1859年夏初，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部众数十万大军攻打宝庆，打了三个月，被左宗棠率三万湘军打退，“铁打的宝庆”从此扬名。除城池坚固，左宗棠指挥得法外，还和邵阳守军、邵阳人的脾性有关。作为楚勇后人，邵阳人一直不改霸蛮底色，性格“坚忍”“强韧”。有个说法，“论霸蛮，国人畏湖南人，湖南畏宝庆人”，因此，霸蛮与血性，逐渐成为“宝古佬”最鲜明的人文特质。

名震天下的晚清湘军，其源头就是邵阳楚勇。1852年，湘军鼻祖邵阳新宁人江忠源率领八百楚勇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主力两万余人，大战南王冯云山，击毙冯云山并灭敌五千。

“封疆大吏”刘长佑、“江南总督”刘光才、“八省总督”魏光焘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将帅之才。仅新宁一县，就出现两百多个文武将官，成为晚清时期名副其实的“将军县”，新宁民谣“隔墙两制台，对岸两提督”，便是对其最好的阐释。

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这些晚清的宝庆将帅之才掀起了一场经世致用的创举—洋务运动。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的双峰（曾隶属于邵阳专区）人曾国藩力主“自强、求富”，创办工厂，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湘军宿将新宁人刘坤一积极支持近代工业的发展，兴办机器纺织企业，大力资助民族资本家，为近代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湘商领袖双峰人禹之谟成立近代湖南第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织布厂，成为近代实业救国的湘商领袖，使湖南成为晚清纺织业的中心。

而源源不断由毛板船队运来的煤炭、木材和矿石，为19世纪后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进行的洋务运动，为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板船的制造基地就在今邵阳市雪峰大桥南端，铸造毛板船需要大量的马钉，所以在制作毛板船的沿岸，十几里路上全是铁匠铺，捶打与淬火中，叮叮当当此起彼伏。很多铁匠铺通宵打铁，晚上打铁时，风箱拉得格外响，炉火通亮，从资江对岸或船上老远就可以看到这十几里的铺子“红红火火”。“铁打的宝庆”更加声名远扬。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维新变法领军人物新邵人樊锥组织强学会邵阳分会，上书倡议变法维新，在家乡宣传变法图存，提倡新学。隆回罗洪邹家先后七代46人精研舆地，从地图看世界，中国近代地理学开创性人物邹代钧将家族舆地事业发扬至极盛，以实学报国，开民智，向外探寻深邃辽远的星空与大地。邵阳人“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梁启超语），再一次出现在国人面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彰显了20世纪初宝庆人放眼天下、胸怀世界的豪情与胆气！

1903年1月，一位年仅21岁的青年，在《游学译编》上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自信满满地写道：“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其壮志豪情今日读来依旧振聋发聩、振奋人心。这位来自宝庆的青年蔡锷始学经济，立志实业救国，掀起护国运动，为推翻封建帝制，缔造民主共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振臂一呼，引领了资水流域的无数宝庆人杰登上历史舞台，书写了“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辉煌！

为了生存，邵阳人必须多一份勇敢和激情，面对激荡奔腾的资水，常常船毁人亡，也要冒险起航。邵阳人的性情因此也像资水一样激越，敢闯敢冒，面对国家民族存亡勇担道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辛亥革命时，汉阳、汉口相继失守，宝庆人谭人凤发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率领军民，坚守阵地，为辛亥革命胜利赢得了时间；新化（时属宝庆府新化县）人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传遍了神州大地，敲响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钟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宝庆人匡互生成为“打进赵家楼第一人”，点燃了中国青年探索国家前途、追求民族独立的熊熊烈火。

邵阳人的铁胆，在抗战时期也显露无遗。文风犀利、笔挟风雷的民国知名新闻工作者严怪愚铁肩担道义，第一个发布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于1939年4月7日刊登在他主办的《力报》的头版头条，引发全国舆论风暴。

抗日战争中的雪峰山战役，日军就是迈不过铁打的宝庆地界。中日两军主力于新宁、武冈、城步、绥宁、洞口等地展开激战，历时55个昼夜，日军兵败雪峰山下，寸步难行、折戟沉沙，几乎全军覆没。自此，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一块永垂不朽的丰碑。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邵阳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了著名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唱出了全国人民誓死抗日的心声，激昂旋律迅速响彻中华大地，化为抗敌前线嘹亮的冲锋号。

近代以来，宝庆大地，文人雅士、治国良才一如雨凑云集，灿若星河。李剑农、袁也烈、姚喆、李寿轩、马邻翼、彭述之、罗卓云、彭钟泽、欧阳秋曝等人中翘楚、民族精英，似星流电烛，摩肩接踵而来。

因此，民国时期邵阳县(1928年，宝庆县复名邵阳县）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县”。除了杰出人才辈出，当时邵阳县的土地面积、人口、赋税在全国皆名列前茅。虽有内忧外患，但仁人志士们求富求强的壮举，开启了中国近代工商业文明，邵阳的民族工商业也跨入了全新的时期。

民国时期，邵阳境内手工业继续发展。造纸、采煤、冶炼等产业长盛不衰，土布、针织、染坊、笔墨制造、皮件加工、制革、竹刻、石雕等行业发展较快。1925年，宝庆县城左氏管弦室雕刻的翻簧竹刻荷叶花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银质奖章。1926年，刘重威倡议集股兴办的宝庆光明电灯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为邵阳境内第一家官商合办的工业企业，标志着邵阳现代工业的萌芽。邵阳境内各县均创办由地方政府投资的平民工厂，邵阳县城相继创办宝光玻璃厂、怡和电池厂、惠罗面粉公司等工业企业。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邵商们展现了百年前“邵阳制造”的魅力，纷纷投身实业，敢为人先，资江潮头一时间引领风气。

1928年，潭宝公路建成通车后，外来客商增多，输入输出商品增加，邵阳县城不仅是山货土产的集散市场，而且成为湘中、湘西南的货物转运中心。城外洛阳洞形成烟叶交易市场。1900年起，邵阳已成为西南皮毛主要集散地，经营生皮、熟皮者有200余户，皮毛畜产业鼎盛时期年销货额达400余万银元，“源记皮庄”“雅章皮庄”等大商号人流如潮，购销两旺，京、津、沪、汉等地各类口音混杂。邵阳与汉口、上海并称为全国三大皮毛市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邵阳一时成为战略大后方，西迁而来的政府机构、企业、进步刊物通讯社剧增，长沙及外省的工商业者相继迁来，城区人口激增，市场一度繁荣。由于来自东南各省的货物断源，邵阳境内棉花、土布、土纱、土纸及粮食的生产、交易十分活跃，旅栈业也随之兴隆。抗战后期，因邵阳地处湘黔公路动脉，西南各省的土产输出，洋货输入，及其迫切必需的轻纺产品，均以邵阳为转口点，成为内外物资的重要转运枢纽。1938年11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南办事处于邵阳县城成立，在境内组建邵阳事务所、武冈事务所。1940年，邵阳事务所共组织化工、纺织、缝纫等生产合作社76个。

194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今湖南邵东人）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在邵阳建立乡村工业示范组，下辖水泥厂、硫酸厂、自来水厂、肥料厂、机械厂、汽车修理部等10个小型企业，虽然规模不大，设备不新，产品质量不高，却使邵阳现代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近代百年风云变幻，不管是“睁眼看世界”先驱魏源还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护国英雄蔡锷，都在深刻地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后人：走进学堂，走出群山，带着楚勇遗风，霸蛮血性去闯荡世界。

从地理环境来看，整个邵阳地处三湘腹地，地势险峻，山环水复、人多地少，造就了既具有“悍烈”“蛮勇”“犟拗”“强韧”的特征，又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的“宝古佬”。

从历史上来看，不论是200年前的申氏家族，还是沿着资江一路向东的毛板船商，这里的先民已经在经商的路上浮沉百年，集聚了经商的气候。

从文化上来看，这里属于典型的“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特征，因为没有退路，无所依傍，才能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近代宝庆人敢为人先、心怀天下的霸蛮态度，注定了百年后从战场转身商场，带着先人的血性和悍烈“攻城拔寨”，闯荡世界。

新的故事，正在这里生长。

三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新中国成立后，资水、邵水岸畔焕发出新的生机。

1950年，邵阳造纸厂、邵阳机械厂、小江湖电厂、邵阳制革厂等首批国营企业开始筹建，拉开了邵阳工业化辉煌的序幕。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东风吹到了邵阳。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城市，从1965年开始，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逐渐热闹起来，从一座历史人文城市一点点变为湖南工业重镇。

据《邵阳市志》记载，从上海等沿海城市搬迁而来的大型、中型工厂就有约20家。邵阳纺织机械厂、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红日机械厂、湖南印刷机器厂、邵阳纸板厂、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湖南半导体器件厂、湘江专用材料厂、中南制药厂、邵阳农药厂、长沙机床厂邵阳分厂、邵阳氮肥厂、邵阳合成洗涤剂厂、邵阳纺织厂、邵阳水轮发电机厂、邵阳冷库……他们大多成为从“30后”到“80后”两三代邵阳人的集体记忆。

趁着工业基地的东风，邵阳原有的一批小企业也迎来新生，邵阳矿灯厂、邵阳造纸厂、邵阳机械厂、市化工厂、市水泥厂、市制药厂、市织染厂、市电池厂……在这轮迁入潮中陆续扩建，共同撑起工业新城邵阳。

20世纪70年代，当时市区总人口不过20万上下，但却拥有了10万产业工人大军，双清区（当时称东区）是邵阳的工业中心，工厂最扎堆的工业街一带，聚集了4万工人，大小工厂林立，一片繁荣的景象。

1970年至1990年是邵阳工业的黄金20年。

1970年是邵阳工业史上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在城东的五里牌，一座巨大的工厂—湖南省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成为湖南省内最早制造汽车的国有企业。第一辆“湘江牌”载重货车下线，铺开了湖南汽车工业的蓝图。

在没有任何经验和生产基础的艰苦条件下，工人们以厂为家，在简易工棚内喊着号子工作，没有车架纵梁滚压机，就以现有的卷扬机代替压模设备，土法造出车辆大梁；没有油压机套装套管，就挥动大锤夯；没有设备处理表面汽车零件，就架锅烧碱水煮油去污……第一年，邵阳一共生产出154辆汽车。

虽然刚生产出来的“湘江牌”汽车载重仅4吨，时速仅60公里，但那年头搞汽车就是高科技，工人们走在路上，背挺得笔直。

一说起邵阳湖汽，邵阳人说话的声音都要洪亮几分。

让邵阳人心生自豪的还有，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上天，这颗卫星上的三极管零件来自邵阳的湖南半导体器件厂。

经过这样一番建设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邵阳的工业不仅拥有了不容小觑的实力，也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纺织机、印刷机、汽车、液压机……机械制造成为城市响当当的名片。

巨无霸二纺机简直就是一厂占半城。

湖南印刷机器厂跻身全国印刷机械行业四大家族，是全国胶印机行业的三强。

邵阳液压件厂的经济效益常年位居全国同行前茅。

邵阳金笔厂生产的“永久”钢笔能和上海的“永生”钢笔争锋。

比肩一汽的解放、二汽的东风，湖南省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湘江牌”货车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全市汽车及其配套企业1990年产值达1.29亿元，生产汽车2029辆，产量居全省第一。

邵阳毛纺厂拥有湖南唯一一家洗毛基地。

邵阳化纤厂是整个中南地区唯一能生产粘胶长短丝的企业……

一系列“第一”不断在这儿诞生：全省第一辆汽车、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印刷机、第一台纺织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台电风扇、第一支钢笔、第一包洗衣粉。全国40个工业门类，邵阳就有37个。

大件能造印刷机、纺织机、汽车，日用品能造电风扇、洗衣机，当时的邵阳城几乎啥都能造，成为“质量响当当”的工业大市。1990年，邵阳有388种工业产品获得省优、部优、国优金字招牌。

邵阳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在全国排名第49位，领先昆明、南宁、南昌、福州等众多省会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六分之一，经济总量排全省第五位。

人有“人设”，城亦有“城设”，工业是新中国成立计划经济时期邵阳最鲜明的标识。

城市总有辉煌与低谷。“工业明星城市”风头强劲，仿佛昨日闪现在眼前。然而时间推移，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机制缺陷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邵阳工业发展慢慢陷入低谷。比肩湖南其他地州市，曾经的星光耀眼，一度被调侃为“透明般的存在”。

走进双清区龙须塘，这里曾是邵阳老工业聚集区，伴随着微风，斑驳交错的墙壁，锈蚀的废弃设备和管道，泛着微微墨绿色的老旧水泥地板，一段规整深刻的凹槽穿过房屋之间的顶梁柱……旧式的苏式厂房内，机器的轰鸣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这个声音冥冥中感召着后来者，无论如何变化，宝庆工商业的精神内核，始终都是那个不畏难、能协作、善创新、接地气的“宝古佬”。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邵阳人从不怕从小做起，甚至可以从无做起。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神州大地，市场的闸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成流，轰然成势。深埋的工业底蕴彻底“激活”宝庆人的商业基因，酝酿出了一场现象级的商业“破局”。

正是邵阳这座特别的城市，这群不凡的“宝古佬”，才孕育出了不躺平、敢创新、带有创业基因与工业底蕴二重性的邵商生态系统。

它在酝酿着更大的“反哺”，将邵阳的工商业、邵阳的故事、邵阳的优势、邵阳的文化发挥出来，与城市一同，走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起伏有常，把长期主义当作平常，城市方能长远。

邵阳，春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四

1978年5月11日，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它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前奏与先声。

东风吹来之际，邵东，这个深处湘中腹地的县级市，开始萌动。

邵东地处衡邵干旱走廊，人多地少，人口密度为全省第一，据《邵阳市志》概述，邵东人均耕地0.63亩，不沿边、不靠海，自然资源严重不足。

穷则思变的邵东人再也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挑着小商品走街串巷。于是，在邵东县城的金玉亭小街上，不少邵东人挑着货郎担，带着纽扣、牙刷、发夹、小五金等各类小商品随地而摆，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暗地里从事着“投机倒把”。工商“大盖帽”们一来，撒腿就跑，“猫抓老鼠”的情况经常发生。金玉亭成为邵东有名的“资本主义街”。

比金玉亭小街更具知名度的是邵东当地的农贸市场。恶劣的自然环境，让邵东人的逆袭选择了更耐旱的黄花菜。当地黄花菜产量当时占到全国的70%,不少邵东人热衷于做黄花菜生意，使这里成为全国有名的“黄花菜之乡”。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整个县城“几乎‘投机倒把’成风，甚至出现了剥削社会特有的雇工现象”。

对此现象，197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放开农贸市场》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邵东农贸市场个体经营户积极沟通信息，将黄花菜等农副产品迅速销至全国各地的做法。邵商以“个体户”的身份出现了第一轮井喷。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80年农历正月，邵东县流泽镇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虽然冰天雪地，但是人们强烈地感觉到春天来了。

在这一年，35岁的篾匠曾小山以仅有的2000元钱作为本金在流泽镇创办了邵东流泽铝制品厂。虽然只有一条最为原始简陋的铸造生产线，一个典型的家庭手工作坊，但湖南省第一家民营企业至此悄然诞生，民营经济在湖湘大地破土而出，以顽强的生命力登上时代舞台。

如同推倒了市场经济萌芽时期人们心中的“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很快蔓延开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搞得，我也可以搞，他能当老总，我也能当老总。”这群霸蛮精明、敢闯敢拼的“宝古佬”，有了办企业做老总的“野心”。

民营企业像野草一样冒了出来。据统计，1980年底，邵东已有个体经营户4156户，从业人员逾万人，几乎占到当时湖南全省个体户总数的一半，约占全国的五十分之一。

邵东人在湖南乃至全国率先弃农从商，成群结队走出家门，走南闯北。他们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双脚踏平天下坎，从小买卖的“扁担经济”起步，一路吆喝，设场立市。

20世纪80年代，邵东已形成一个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互相帮衬、抱团取暖，总数达二三十万之众，足迹遍及全国，无论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活跃地区，还是偏远的黑龙江漠河、西藏阿里和新疆阿勒泰等地，都能看到邵东人的身影。

“湖南省第一个跨省长途贩运钢材的个体户”“湖南省第一家个体加油站”“湖南省第一个将农副产品销往东南亚地区的个体户”……一代代邵商从此前赴后继搏击商海，成为中部地区最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商人群体之一，全民皆商是邵阳最为显著的地方气质。

在常德经商的邵阳人有10万余众，全市经营小百货的商家，邵商占80%;经营家电的商家，邵商占30%,常德著名的桥南市场，大量邵商云集。

进入怀化市区，德天广场、德天家具广场、德天百货商城、德天灯饰城、德天农产品市场、德天建材市场、德天五交化市场、德天物流……冠以“德天”二字的地标在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邵商颜坚生的德天集团已经成为很多怀化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国际旅游城市广西桂林，40多万邵阳商人在桂林经商投资，涉及房地产、金融投资、建筑、贸易等众多领域，成为桂林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9年，邵商杨涛怀揣8角钱勇闯上海滩，进入钛白粉行业，成立颜钛集团，30余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全国钛白渠道行业龙头，业务遍布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6年，17岁的邵商郑伯平背个袋子只身前往贵州赶集卖百货五金产品。1990年奔赴广州叩开了广东五金机电市场的大门，创办“汇亿五金商行”，注册品牌、开设旗舰店，走上了集耗材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经营之路，年销售额达数千万元……

邵商的足迹不但遍布国内各地，还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市场，主动链接世界。

1992年4月，邵商李朝晖背着两个特大号的牛仔包，带着价值4000余元的服装、五金、小电器等200斤货物，坐上绿皮火车，辗转颠簸一个星期，来到老挝。李朝晖发现，这里遍地是机会—日常生活用品在老挝非常受欢迎，摆摊卖货利润可观，但也艰辛异常。

作为老挝的“挑货郎”，走到哪卖到哪，有时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没地方住，便把席子铺在别人的屋檐下睡觉，吃饭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李朝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起了店铺，成为来老挝打拼的老乡们的落脚点。“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邵商抱团发展，在老挝逐步形成产业链，也形成了“人才链”。老挝MKE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良双自2007年到老挝经商，瞄准手机销售市场，从当初独打天下到现在带动了100多名亲戚、朋友到老挝做手机生意。

“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不到10年，有了一定积累的老挝邵商，开始合伙从国内运货到老挝销售，并进军摩托车、手机、农机、百货等行业……湄公河畔，邵商逐渐在东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开商铺、建工厂、组商会，从20年前带着500万元的箱包前往泰国卖货起步，泰国湖南商会会长、隆源集团董事长刘纯鹰利用泰国零关税政策辐射7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亿人口的优势，在泰国巴真府甲民武里县建起湖南首个境外工业园—“泰国湖南工业园”，吸引众多的邵企、湘企入驻，打通了邵阳对接泰国的通道。

既有骨子里的韧劲，也有相互间的扶持。从“挑货郎”到“国际邵”，如今，10万余邵商、2000余家企业遍布东盟，活跃在五金、家电、手机、数码机、摩托车、柴油机、服装、箱包等市场。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邵商。”邵商走天下，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怕丑，从“提篮叫卖”到“全球买卖”，靠勇、靠勤、靠变、靠帮，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阶段，立足本土，邵商们也在扎根实业苦练内功，屡屡创造传奇。一组令人惊讶的数字，由邵商创造：生产的注塑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书包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红包销售份额占全球市场的80%;小五金份额占国内市场的40%;全国有15个省的采购商在“南国药都”廉桥采购中药材……邵商的经济实力对整个湖南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与日俱增。

与那群早早走南闯北的人相比，坚守邵东的姚喊云、付再华夫妇的创业充满艰辛，但又显得顺畅不少。

1992年，姚喊云、付再华两人在广东工作。一次与朋友闲聊中了解到“购买打火机还要排长队”。这一句话让夫妻俩嗅到商机。

20世纪90年代，邵东市面上的打火机大都来自广东顺德。两人前往顺德进行实地考察并买回配件进行研究。一个个零件拆了装，装了拆，小小一个打火机，涉及12道工序，30多个零件。

1993年，夫妇俩租下宋家塘镇一个不到300平方米的场地，开起了邵东第一家打火机工厂—顺发打火机厂。产品一出，销售一空。如同一颗火种，“顺发”点燃了整个产业。

邵东老板口耳相传，争相加入。从县里到乡里，从乡里到村里，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厂、家庭作坊星罗棋布，遍布广袤的邵东大地。

对于同行的发展，姚喊云、付再华夫妇并不焦虑，因为邵东的发展模式向来如此，先是解决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温饱，紧接着，带动一个家族、一村人致富。再接着，同样的生意催生了一批批作坊、工厂，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市场。

走外贸，也是顺发打火机厂带的头。2002年夫妇俩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商下单一个货柜，100万个的订单让他们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两人前往长沙、天津等地了解政策，最终通过专业检测转型外贸企业，顺发打火机厂也更名为顺发工业有限公司。

凭借着坚持与创新，顺发成为邵东县国际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打火机示范企业。

从无到有、敢于尝试、敢于试错，这便是邵商本土第一代创业者的真实写照。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包括顺发在内的打火机企业不断投入生产自动化的机器设备，注塑机换了三代，焊接机换了三代，充气机换了五代，安全与效率得到不断提升。

邵东的桐江两岸，分布着些许村庄，这里也是众多邵商外出闯荡的始发地。20世纪80年代，村里家家户户踩缝纫机做箱包，邵东土话管“箱包”叫“袋子”，这些村庄又叫“袋子专业村”。40多年过去了，“袋子专业村”至少走出了两代做箱包的邵商，他们告别“前店后厂”的传统产销模式，开始“洗脚上田”，进城入园，给箱包产业注入科技加速度，打造出邵东又一支柱产业—箱包产业，年产箱包超1.68亿个，销往全球各地。

“户户叮当响，家家炉火旺……”“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曾经流传的童谣，传颂出邵东五金行业的悠悠历史。邵东五金行业可追溯到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从土法炼铁铸造刀剑开始，到生产五金刀剪，有2000余年的历史。18世纪，当地民间手工生产的日用刀、剪等五金工具，畅销西南各省，后又从山东、河北等地陆续引进扳、钳、锤系列产品，逐渐延伸产业链。2023年，邵东有五金企业350多家，五金产品130余种，年生产能力3亿套，年销售额约70亿元。

“医不到廉桥不灵，药不到廉桥不香。”在邵东流行的一句俗语让“南国药都”廉桥的美名香飘神州。

早在隋唐时期，当地百姓就以种植和经营药材为业；明清时期，廉桥商贾云集，药铺兴旺。

廉桥中药材市场是邵商用汽车“拉”出来的。1928年6月，潭宝公路廉桥段设立邵阳县历史上第一家汽车站，来廉桥开铺者日渐增多，数年后发展成百余家店铺的集镇，“松岭堂”“三益庄”“楚天春”等一批老字号药店涌现，药材市场初见雏形。

改革开放后，吃得苦、霸得蛮的邵东人“买全国，卖全国”，一步步把廉桥建设成中国中药材特色小镇、湖南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

2004年，廉桥因势利导，发展中药材产业，提质改造中药材市场，成为全国17个药材专业市场之一，从业人员达11000人，日吞吐药材400多吨，年交易总额逾85亿元，“南国药都”更加闻名遐迩。2023年11月，首届湖南（廉桥）中药产业博览会在廉桥召开，全国400余家知名企业报名参展，960家专业采购商参会，总贸易成交额128.64亿元，“南国药都”又火了一把。

打火机、箱包、小五金、中药等传统支柱产业蓬勃发展，邵东有了“百工之乡”美誉，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更多的邵阳人，靠着家乡深厚的工贸基础，进一步将“家乡货”卖到全球各地，他们走南闯北，融入滚滚红尘。

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湖南第一个民营经济开发区、第一条中国至老挝的友谊通道等，邵阳在全省、全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创下多个第一，为湖湘民营经济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其中，许多响亮的邵商名号不断显现。

“湖南民企第一人”曾小山，坐拥两家上市公司，创办天山铝业，连续8年挺进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行列，打造出一个闻名遐迩的“铝业王国”。当年“第一”的勇气和胆识，赢得了无数邵商后来者的钦佩，成为湘商的翘楚、邵商的一面旗帜。

“中国城镇建设领跑者”傅胜龙经历了从公社社员、大学生，到国企干部、高中教师等多重身份的转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挖到“第一桶金”，创办大汉集团，独创新型城镇化开发“一路一市一园”的“大汉模式”，深度参与湖南省30多个县市区的开发建设，连续12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锂电池大王”邓伟明20世纪90年代毅然放弃“铁饭碗”下海创业，历经多个行业的起伏历练，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勇，瞄准时代风口，投身新材料、新能源领域，核心产品跻身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高端供应链，成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正极材料前驱体的龙头企业。52岁IPO敲钟，开启了全新的财富人生。

还有千万富翁孵化场“掌门人”唐任魁、“中国支付行业领导者”唐彬、中国“科技内衣教父”游林、修“渠”人宋杰锋、“智造匠星”谢向君、“裤子大王”蒋忠……

一串串响亮的名号，让邵商形象更加丰满—他们敢为人先、通变求新，在计划经济年代，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从事着经营买卖；他们“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挑着货担提篮叫卖的同时，也推销着自我的文化与信仰；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丑”，以微薄的资金起家，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靠着互信互帮、合伙抱团、抢占先机、借力打力、吹糠见米等五花八门的手段致富；他们“亲帮亲、邻助邻、你带我、我扶你”，发现商机分享同行，不闷声独享，密切协作而不互相拆台，团结大家一起把生意做大做强……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伟岸的邵商群像。

哪里有邵阳人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邵阳人。在全国中等以上城市中，大都有宝庆街或邵东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遍布全球的邵商近100万人，总资产超过4万亿元，28家湖南商会的会长由邵阳人担任，在外邵商担任高管以上职务的上市企业达41家。

许多人回来时已是邵商翘楚。这些归来之“雁”，开始反哺家乡，建设家乡。

五

时间向前流动，邵阳商界先贤的热血传奇汇聚成为“敢为人先、通变求新、自强不息”之精粹的源头活水，为邵商注入文化之魂，重信重义的价值逻辑、知行合一的认知逻辑、开明开放的行为逻辑，引领一代又一代邵商驰骋商海、乘风破浪，勇立潮头……

新时代，邵商领改革风气之先，得开放精神之魂，形成了霸蛮中不乏智慧，智慧中更具格局的独特气质。

2011年1月21日，一个通信App上线了，一张孤独的蓝色星球画面开始进入人们的手机里。

广州华景路1号南方通信大厦10楼内，一位42岁的中年男子带领开发团队在此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身处其中的程序员们大概也没有想到，那些睡着行军床、吃着盒饭泡面的日子，会在此后几年彻底颠覆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App叫“微信”，它成为一个日活用户数突破10亿的全球最大的移动社交软件。背后的主导者便是这位名叫张小龙且不善言谈的中年男子。他来自三湘腹地的一个小县城—湖南洞口。

2021年6月，华为推出的“鸿蒙系统”横空出世，让华为手机摆脱了对外部操作系统的依赖，实现了更高的自主掌控能力，也宣告着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软件操作系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研发力量。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陈海波，不仅是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国际计算机协会操作系统主席。作为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协会主席，他展现出了硬核实力和行业内的领导地位，在他手中孵化的鸿蒙系统，为中国科技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刻苦上进，从农家一步步走进大城市，并深深扎根的“80后”科学家来自湖南隆回。

14岁考上大学，18岁本科毕业，取得硕博连读资格后，研二申请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攻读。2003年在北京成立“易宝支付”，首创行业支付模式，成为中国支付行业领导者。他叫唐彬，他来自湖南邵东。

2014年成立的“天鹅到家”使家政行业从传统的运营管理模式走向高效的互联网化发展，作为互联网家政的率先起跑者，让偏远地区的人们实现在城市里的高质量就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最普通“阿姨”的力量。这位“天鹅到家”的创立者是互联网老兵陈小华，他来自湖南邵阳。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纵横互联网的“宝庆军团”战将云集，成为互联网湘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持续释放神奇力量，演绎高峰对话、合作共赢、数字赋能、产业进阶、邵商回归等动人故事。不仅互联网领域，各行各业的邵商、湘商们和湖南在“双向奔赴”中相互赋能，持续释放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力。

早在2012年，邵阳在全省率先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邵商”作为“湘商”的一支劲旅，在全省实施“湘商回归”工作中担当着“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一批又一批邵商，如“雁阵”归来。据不完全统计，邵商回乡投资超过3000亿元，占来邵投资的近八成，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邵商群体实力雄厚、故土情深，是推动邵阳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这些回归故土的邵商，回归的情感大同小异，回归的方式各有不同—有回乡专注于本土发展的；有把贸易公司开在沿海，把生产工厂搬回家乡的；还有返乡后，又带着更多“老乡”闯荡商海的……

2014年，在杭州打拼了13年的邵籍企业家蒋保强回乡投资，投身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在邵阳县开发弄子乡村生态旅游项目，为家乡打造“金山银山”，同时，也留住了“绿水青山”。蒋保强说：“只有我们更懂家乡，才会带着感情来回报家乡，只有投给家乡人民，才会不计成本。”

邵东工业园，湖南亮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副副美瞳隐形眼镜被陆续装入包装，发往国外。30多年前，邵商唐顺初背井离乡闯世界，远赴甘肃摆摊卖眼镜谋生，从“摊主”逐步成长为亮国科技董事长。2017年，商海沉浮数载的唐顺初携资金和技术回乡，推动邵东传统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亮国科技日产隐形眼镜4万片，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唐顺初说：“所谓故乡，就是你踏遍千山万水，也永远走不出、忘不掉的地方。”

邵商陆续回归故土，不仅出于对家乡的眷恋，还有对家乡发展潜力的认可。邵东新凤村是当地有名的“袋子村”（村民以做箱包为业），湖南醇龙箱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刚清就出生在此。2021年，李刚清回乡办起箱包加工厂，将外贸公司留在沿海。他说：“回乡二次创业，看重的是家乡的发展潜力，邵东有箱包生产企业1400余家，产业链完备，年生产箱包超1.68亿个，产值超百亿元，产业基础好。”

在泰国发展得顺风顺水的刘纯鹰，一直以“湘情”助力在泰国的老乡。2013年，他带着资金、管理经验和海外资源从泰国又回到邵东，在湘商产业园投资20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海外邵商，带领园区箱包服装企业走自营出口道路。2019年，他又联合老挝、越南、缅甸等商会力量，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的战略机遇，在邵阳建设东盟科技产业园，打造对接东盟新平台，吸引越来越多的邵商回乡投资兴业，找到新的“蓝海”。

“我们从同一个地方走出来，像一只一只风筝，商会将我们攒在一块，线那头永远连着故乡。家乡情怀永远都是需要维系的特有元素，古代的商帮如此，当今的异地商会也同样。”上海市湖南邵阳商会第五届会长谢向君说。

上海市湖南邵阳商会目前在册会员300余名，会员注册及投资企业共816家。首任会长谢益元乡情浓厚，于2008年6月18日牵头成立上海市湖南邵阳商会，实现邵商企业的抱团发展。多年来，商会以乡情、亲情、友情为桥梁积极开展服务工作，无论是项目资金、共享资源、创业孵化还是子女上学，事无巨细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今该商会已成为长三角地区颇有影响力的社团组织。

目前资产逾4万亿、人数过百万的邵商，企业遍布全球。全球已成立42个异地邵阳商会，其中国内38个，会员企业（个体商户）9703个；国外4个，主要分布在东盟10国，服务在东盟地区从事外贸的异地邵商10万余人。

近年来，异地邵阳商会积极发动广大会员、吸引当地客商回邵投资，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带动回邵投资超3000亿元。自2020年以来，邵阳落地邵商直接投资及与邵商有关联的投资项目超600个。全球异地邵阳商会还持之以恒为家乡做好事、办善事，自2022年以来，异地邵阳商会在邵开展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超亿元。

邵商回归，源于乡情，但不止于乡情。湖南正打造“身在湖南、办事不难”的营商环境，众擎易举推动邵商产业回归、资本回流、项目回投、总部回建、人才回聚。春雷响彻长空，大潮已然来袭，邵商闻讯而动。

地域有别，乡情不变，山川相异，意志趋同。邵商中的先行者，筚路蓝缕起山林，邵商中的后继者，也正在立足本土擘画“三高四新”美好蓝图。

在邵阳，由国营邵阳液压件厂改制而来的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为我国液压行业替代进口设备的专业户。2021年，“邵阳液压”在创业板上市，实现邵阳市上市企业零的突破。其掌门人便是伴随着“三线建设”的荣光长大的老邵阳工业人粟武洪。

在他的带领下，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浴火重生，从一切归零“蹒跚学步”，到成长为行业领头羊，在高手如云的全球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蜕变成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挺立在中部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中。

20世纪60—90年代的工业情结深入邵阳人灵魂，工业基因嵌入邵阳城肌理。新一代的邵商也积极投身于邵阳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中。

近年来，邵阳市聚力打造湖南省重要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充分发挥邵阳籍院士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积极引进院士专家团队，共建院士（专家）产业园。同时充分发挥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湖南特种玻璃研究院等科创公共服务平台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巩固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老树发新芽”。一批“老字号”国有企业实现凤凰涅槃式的华丽转身。

由湖南汽车制造厂改制而来的三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建成“灯塔工厂”，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搅拌车生产基地；由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改制而来的邵纺机，在邵阳经开区建成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成为国内少数几家熔喷布设备生产企业之一，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邵阳力量。广信科技特高压超厚绝缘纸板应用于人造卫星、核电、导弹等尖端领域，产值和销量全国第一；湖南宁庆航空突破国外对大型复合材料五轴加工等“卡脖子”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最令人瞩目的是，邵东打火机通过“机器换人”，人均效率提升了30倍，每只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0.1元降至0.015元，成为湖南千亿产业集群，打火机出口总量占全国打火机行业的70%,远销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近200亿元。

邵阳市制造业数字化浪潮涌动！2024年第一季度，邵阳市纵深推进“智赋万企”。工信部公布2023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产品和解决方案名单，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2项产品、方案入选（全省共10家企业13项产品方案）；截至2024年3月底，新增2100家企业上云、379家企业上平台，新建设智能制造企业17家、智能制造产线（车间）52条（个）、智能工位341个。邵阳维克液压、京能新能源入选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东亿电气、国能宝庆发电、湖南云港数据等企业入选省级“数字新基建”标志性项目，中联云港数据中心加快建设。

邵阳市抢抓湖南省支持邵阳建设湘商产业园和成功纳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机遇，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研发在粤港澳、生产在邵阳、市场在海外”，邵商加强与粤港澳、东盟、欧美、非洲等地的深度合作，不断扩大国际经贸“朋友圈”，推动“邵阳造”进入全球市场。

邵阳东盟科技产业园，便是邵商对接东盟地区“桥头堡”的重要载体。在东盟地区的邵商逾10万人，企业近2000家，投资14亿美元。2019年，东盟科技产业园董事长刘纯鹰牵头筹备成立园区，现已签约落地企业65家，年产值超10亿元，东盟也成为邵阳市第一大贸易伙伴。

邵阳市还发挥百万邵商优势，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邵阳海关封关运行，建成公用型进口保税仓。邵阳市全力打造专业承载平台，建设邵阳经开区国际数控机械产业园、中非产业园、新邵雀塘经济产业园、邵东市仙槎桥五金工业园、廉桥中医药产业园等邵商特色专业园区，打造特色产业集聚新高地。

政府搭建平台，邵商大展拳脚。2022年，邵阳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达53.4亿元，同比增长79.4%,超过全省平均22.6个百分点；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达62.8亿元，同比增长54.5%。

民营企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邵商二代也加速崛起，其新的思维和新的经营模式，给邵阳的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

2015年，在外经商30年的樊中成带着儿子樊祺回到故乡邵东探亲。当时，樊祺刚从英国留学归来，在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负责项目管理，对父亲所从事的服装行业十分陌生。

经过和儿子数夜的促膝长谈，樊中成第一次与儿子谈得那么“畅快”。樊祺爽快地接受了父亲回乡创业挑战的建议，立志要在家乡干出一番成就。2016年，樊中成送儿回乡，樊祺开启了“千里走单骑”回乡创业的新征程，同年创立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26岁的樊祺任总经理，开始“小试牛刀”。

发展至今，圣菲达每年保持着25%以上的增长，2021年，公司成功获得湖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及“上云上平台”标杆企业称号。2024年圣菲达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3月正式启动3万平方米新厂房的扩建，一期预计2025年建成投产，投产后预计实现高端医疗可穿戴产品及时尚运动用品年产量超千万件，年产值超5亿元。樊祺说，关键得益于现代企业管理系统的导入，改变了服装行业依靠经验生产与管理的传统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效率。

邵阳东盟科技产业园董事长刘纯鹰，同时兼任泰国湖南商会会长，中、泰两国奔波是工作常态。为历练年轻人，他选择了“分头培养”的模式，把儿子放在邵阳市东盟科技产业园，女婿负责邵东电子信息产业园，2000年出生的女儿则在河北负责项目。“这是属于新一代邵商人的征程。”刘纯鹰说，“要让他们接好班，必须让他们在市场中去摔打。”

邵阳三面环山，整体呈向东北敞口的筲箕形。筲箕口外，就是广阔的世界。七山二田一水，流淌在邵阳人血脉中的，是“出去”即是“出路”的豪迈。“天下邵商”之所以能如同遍地星火，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与邵阳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品格息息相关，也正是这种文化性格熔铸成了“邵商”精神，支撑着邵阳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当邵商群体的血性被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当无数的邵商个体与时代同频共振，星星点点的邵商创业故事，便成就了今天风云激荡的邵商传说，也成就了一方水土、一块烙印、一段文化，映射出一个大时代、大背景、大中国。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百余年前，魏源从此出发“睁眼看世界”，邵阳绽放了最为开放的胸襟；百年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春的追问与腾飞的梦想依然在天空回荡，它折射出历史的光彩，唤醒了记忆，让人缅怀。令人欣慰的是，走入新时代，邵阳及邵商的实践与发展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回答。有“天生市场派”之称的邵商，在新一轮世界商业竞争和经济发展中，队伍必将更加壮大，事业必将更加辉煌，未来必将在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中谱写出更为壮阔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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